当时，党号召党员找公开职业掩护党的组织。

因此，我提出去工厂工作，得到组织批准。

通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介绍进了制药公司，当包药工。

不久，公司倒闭，300多工人工资无着落。

这时，党组织指示我要抓住时机，团结全体工人，展开索取工资的斗争。

于是，我组织30多人到设在法租界的制药公司，抓住经理交法国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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